燕赵都市报记者王坤
这期选题源于这样两则新闻——
其一，本周，《文艺报》资深编辑、著名文艺评论家熊元义来到华中师范大学和学生探讨流行文化的相关话题。 在交流中熊元义提到“白毛女应该嫁给黄世仁”的观点，他说，“如果白毛女嫁给黄世仁，她会瞬间异化到另—阶层，等手里有了钱，可以再自我奋斗，实现自己的理想。”没想到这样一番奇谈怪论，竟得到了现场大学生的某种“共鸣”。
共鸣在何处？不过是暗合了现在社会上一些年轻的女孩子希望以自己的外
貌和青春作为捷径，走上一条“金钱+美女”的所谓“坦途”。这是一种社会现实，也每每成为媒体炒作的话题，比如千万富豪征女友的新闻屡屡见诸报端。
作为一个著名学者，本该对此社会现象持正确的引导，却哗众取宠，混淆是非，实在有悖于一个学者的社会责任。但回过头来，我们应该注意到的是，为什么“金钱+美女”的感情模式，在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大学生那里，竟然也不乏市场，趋之若鹜？
其二，早些时候，在国际刊物《玛丽嘉儿》美国版上，作者YingChu发表了署名文章《新花瓶老婆：亚裔女人》，文章讨论了年轻亚洲(包括美籍亚裔)女性嫁给年长的父辈、祖父辈富有的白种男人的现象。论及的人物包括导演伍迪·艾伦与小他35岁的朝鲜养女宋仪、媒体大王默多克和比他小38岁的妻子邓文迪、影星尼古拉斯·凯奇和年龄只有他一半的第三任韩裔AliceKim，美国前劳工部部长赵小兰的妹妹赵安吉与比她大26岁的富豪BruceWasserstein以及30岁的中国影星章子怡和44岁的时代华纳大股东ViviNevo等……这么多年龄差异巨大的婚姻(或恋情)，即使在所谓“开放”和“浪漫”的西方社会，也仍然引起了人们的侧目和议论。
把这两条新闻叠加在一起，也许可以帮助我们获得更广阔一些的视野和更深入一些的探讨空间。剥离开“白毛女”和“黄世仁”这种符号化炒作的噱头后，我们其实更关注的是，这种无厘头式的新闻为什么会进入公共话语空间？除了浮躁的媒体需要不断地流水线般地制造话题之外，这类新闻的涌现似乎也在告知我们一个现实——非主流的价值体系在潜流暗动，并不断地挑战善与恶、是与非的边界。
同时，我们在市场化的进程中，或许也有着某种盲目的突进和概念的混淆。我们到底需要的是有边界、有限制的市场化版图？还是要一再地漫出相关的区域，甚至使国人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亦毫无保留地被“市场”沦陷？
报社的一位大龄未婚女士常常感慨当下婚姻市场的势利。她说，某大型交友网站会不定期地举办精英交友会。欲参会的男方需要提供百万以上的资产证明，而且门票数千、甚至数万元。而女方虽然可以免票，但必须经过外貌、年龄、面试等一轮轮严苛的挑选。在这样的婚姻市场上，男人只要有钱就可以取得优势地位，而女人与他们交换的砝码则是年轻和美貌。
“物化！感情都被彻底地物化了！”我的这位同事对此愤愤不平。可是如果婚姻已经被“市场”所浸淫，那么在经济规律的作用下，彼此交换的砝码恐怕也只能看得见，摸得着，甚至可以称量了。
而在国际视野里，那些亚裔女性“老少配”的跨国婚姻，会让西方世界产生某种疑问——到底她们是需要父爱，还是她们只是个投机者？其实，这并非新事物，YingChu只不过不够缜密地表达了一种早已存在的社会心态。
我不好把这种心态归结于“殖民心态”，因为这种提法实在太过刺激。女性主义者洛洛用曲折的语境这样表达，“在全球化的时代，保障男性占有‘规则的优先’的父权制，如同风险投资一般，永远在寻找它的‘洼地’。发达国家对于性别平权有较完整的原则和操作性法律规定，于是‘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男外女内’的模式，开始向发展中国家‘产业转移’”。
在中国，“女权主义者”是一个让人不太舒服的称谓，因为他们总是在试图打破社会生态的平静，而让我们看到在浪漫和温馨的背后，一些赤裸裸的东西。从女权主义的视角来看，即使是在当代社会，一些事业成功的女性，仍然会被视为有些怪异的“女强人”，“女博士”在流行话语中成为一个特殊人种，这些都传递出大众心理对女性教育程度提高和追求专业卓越的仇视。这种强迫性的“性别差异”的文化和消费文化一起，成功地驯化了中国当代女性，使她们自甘为花瓶而不自觉。而更为严峻的挑战在于，这种价值标准的垄断性和男尊女卑的根深蒂固。
最后，我还想跳离“女性”这个话题，让思考走得更远一些。
毋庸置疑，中国当前社会在迅速的阶层化，而且也在迅速地形成泾渭分明的阶层特点和阶层标签。“富二代”、“拼爹一族”已然成为一种社会现实。经济上占据优势地位的阶层在不断夯高自己的门槛，并强势推销自己的阶层文化，以期获得不仅仅是经济，还有文化价值层面的优势地位。
而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干得好不如嫁得好”似乎已无可厚非。因为在一些人眼里，性和婚姻成了最后的坦途。而这正是我们这个社会需要警觉的。
